时下,在人才市场流传着一种“2030失业现象”。是指20岁至30岁的大学毕业生或在职人士,他们不满自己的工作环境或待遇而宁愿失业,回家啃老的现象。国际劳工组织在日内瓦发表的《2012年世界青年就业趋势》报告指出,2012年,全球25岁以下失业青年约为7500万,占青年劳动力人口的12.7%,青年失业已成全球危机。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2030”青年对工作本身没有强烈的渴求,或者对现有工作存有反感倾向。当希望和现实存在较大偏差时,他们多数拒绝参加社会培训、拒绝求职。由于不能准确地给自己定位,因而很难适应社会和职场,只能依赖父母,一边啃老,一边整天无所事事地“杀”时间。然而,倔强的他们最终仍不得不弯下腰、低下头,在探寻回归职场、回归社会的路途中端正态度、重塑自我,在纠结与妥协中成长。
“海归女”失业两年后首次求职
4月13日,听说记者要去人才市场采访,汪琳主动打来电话邀约同行。当天,汪琳还特意找出了两年前的求职简历。在省人才市场的招聘会现场,汪琳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偶有驻足观望,偶有打听招聘细节。离开时,汪琳一份简历也没有投出去。她说:“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自己好像错过了两年的时光。”
到今年5月底,汪琳回国就满三年了。回想回国这三年的不顺,27岁的汪琳仍旧很怀念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光。2008年至2010年,汪琳在父母的安排下前往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深造,然而“镀金”回国后的前景却没有像预期中那样光明。
回国后,汪琳曾经信誓旦旦地拿着自己分外宝贝的留学文凭叩响多家知名企业的大门。“那段日子,我人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讽刺”。因为没有工作经验,对职场的认识不够,更说不清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汪琳吃了不少闭门羹。这都不算什么,最令汪琳记忆深刻、无法忍受的是被“职场的前辈”鄙视、质疑,评价为无知。起初,年轻气盛的汪琳会一边安慰自己、鼓励自己,一边在心里不屑地念叨着“有什么了不起,不识货的家伙”。可是随后几段草草终结的实习经历,令汪琳的求职心态屡屡受到打击。
看到其他留学时的朋友回国后都在上海市、北京市等大城市找到了高薪的工作,汪琳感受到了求职的压力。心里想着一定不能输给上学时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汪琳便再没去过公开招聘的人才市场。2010年9月、10月,汪琳每天都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上网,一家一家地给微软、联想以及一些大型外资企业投递求职简历。不认输的汪琳始终相信自己足够拥有证明自己实力的资本。一次,与某品牌营销企业人力资源部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求职面试,当被对方问到自己凭什么可以胜任高薪时,汪琳突然哑口无言。“当时脑子里真的懵了。我满以为自己什么都是最好的,可却说不上来”。自那以后,汪琳说自己开始变得胆小,或者是没那么自信了。
眼看着女儿几番求职不顺,一旁的父母也跟着着急,开始四处托关系、找人为汪琳找起了工作。2010年底,汪琳经父亲的朋友介绍,在一家机关单位里做起了文职。“工作太过清闲,也没什么发展前途。潜规则进去,免不了有人在背后说闲话”。这个理由足够让汪琳不顾父母的反对,辞去了旁人羡慕的工作。之后,汪琳就成了失业青年。
距离上次求职,汪琳说自己已经两年没有找工作了,连一份简历也没投过。两年来,汪琳四处旅行,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驻足很久,短则一两个月,长则半年,几乎跑遍了国内的所有省份。“比起职场,我更喜欢旅行,因为旅行时心是自由的,脚步却不停歇。我可以任意跟随自己的向往选择下一站。”失业两年里,汪琳很少和别人坦陈自己内心的想法,也总是回避与工作相关的话题。时隔两年再次踏入求职市场,汪琳还有些不适应,但是主动迈出了这一步,相信她是勇敢的。
“硕蚁”从一意孤行中苏醒
初次见到崔迎宾,是在合肥工业大学的校园招聘会上。“我不是应届毕业生啦,我已经硕士毕业两年了。”听到崔迎宾如此轻松自在地介绍自己,反而让记者有些疑惑。“是不是很奇怪我怎么到现在还在找工作?哈哈,其实我是混沌了两年后终于苏醒了。”崔迎宾笑着说。
2011年,崔迎宾从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系硕士毕业。本科毕业时,崔迎宾因为不想找工作,决心报考研究生。就这样,又在象牙塔里“躲”过了两年。
拿到研究生毕业证书的那天,崔迎宾找到导师,说的第一句话是“如果可以继续读书不工作就好了”。在崔迎宾的心里,一直有一个调侃的声音说:“上二流班神马的,弱爆了。”他承认自己就是所谓的“硕蚁”,拿着高学历,徘徊在职场的边缘,怎么也不肯踏进去,仿佛职场就是自己一直回避的那个万丈深渊,只能放下自尊,二十多岁还从父母那里啃老。
毕业临近,身边的同学大多早早签订了就业协议,唯有崔迎宾显得很淡定。“他那个人很固执,一意孤行,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听到曾经的室友时至今日仍如此评价自己,崔迎宾愤愤地反斥道:“那是他们不理解我。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一个失业的年轻人内心平静如水。我们的纠结和顾虑,他们哪里看得见。”
4月才过一半,崔迎宾的银行卡上仅剩下两位数了。每个月的月初和月中,父亲或者姐姐都会给自己打来生活费。毕业后,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近两年了。两年里,崔迎宾不是不愿意找工作,用他的话说,他只是在等一份他理想中的工作。“进入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很重要,我不想不负责任地随便找份工作糊弄自己”。只是不想,这样一等就是两年。若是以前,崔迎宾会安慰自己,只要能够等到一份好的工作,我想这些等待和付出都是值得的。可是现在的他不会了。
上周,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一起聚餐。到场的十几位同学中唯有崔迎宾失业。听着大家伙相互交流着各自的单位、领导和同事,崔迎宾突然间觉得自己已经被孤立了,几乎找不到可以融入其中的话题。崔迎宾说,这两年自己一边担负着“啃老族”、“硕蚁”的名声和卑微的自尊作斗争,一边苦苦找寻着心中期盼的那份工作,早已经失去了家人对自己的理解和信心,也失去了自己学生时代的那些交际圈子。
从过往的一意孤行中苏醒,看似是突然,其实是必然,是两年来崔迎宾不断自我反省的结果,也是他重新回归社会的必然选择。
失业青年亟待回归社会
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2012年世界青年就业趋势》报告预计,青年人就业市场萎缩这一趋势将持续到2016年。失业青年亟待探寻一条回归职场、回归社会的道路。记者采访发现,“2030失业青年”并非个案,危机背后是一群青年人。他们中有对就业过于挑剔,总认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的高校毕业生;有以工作太累太紧张、不适应为由自动离岗离职的青年;有创业幻想型的青年人,他们虽有强烈的创业愿望,但没有目标,缺乏真才实学,总是不成功又不愿“寄人篱下”当个打工者;有频频跳槽者,跳来跳去最后“漂”到无事可做等。
我省从事青少年心理研究的心理咨询师梁秀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青年失业现象是对挫折和磨难准备不足的体现。“在过去二三十年,教育理念越来越宽松、自由。教师和家长推崇的是快乐教育。这一代孩子,打小就在赞美和鼓励中长大。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烈。靠着虚幻的赞美培养出来的自尊,鼓励的是懒惰,而非努力工作”。对此,梁秀梅建议,大学生应该树立“先就业,再择业”的理性择业观;积极参加创业、就业知识的培训,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道路;强化成人意识和责任意识。
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何帆认为,随着青年失业现象加剧,随之带来的问题也会日益暴露。一方面,青年主动推迟就业并游离于就业市场之外,这种情况会使青年人对社会不信任,失望和愤怒情绪高涨,啃老族数量增加。另一方面,青年失业群体膨胀会带来高昂的社会、经济成本,严重时还会危及社会秩序的稳定。他认为,政府的重视和关注,积极整合资源,优化青年就业环境和政策等,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失业现象。而青年人自身也应该强化求职心理的培养,端正态度,树立靠劳动实现自我价值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