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打工者的“幸福指数”观

　　近年来，80后、90后逐渐成为外出打工者群体的主体。与老一辈的打工者相比，他们的身上带有明显不同的个性烙印，对工作、对生活的看法，以及对幸福的定义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新生代打工者往往呈现出“三高”特征，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
　　对于他们来说，工作的意义中，高品质生活远远超过了生存。

走也纠结留也纠结
　　2月1日，正月初十上午，在母亲略带不满与忧虑的唠叨中，孙磊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又一次踏上了返回上海打工的旅途。
　　此前，直到回六安老家过年的前三天，孙磊都坚定地认为自己不会再回上海了。他甚至早已将夏季的衣服和暂时不用的生活用品统统打包，托人带回了老家。而现在，他又不得不把这些东西再一次带走。
　　2005年，从安徽理工大学毕业后，孙磊便直接奔赴上海，那是他向往已久的大都市。家里已经托关系给他找好了工作，在一个公路收费站里上班，尽管这是个当时让很多人羡慕的“铁饭碗”，但孙磊还是走得毅然决然。“大城市待遇高、生活环境好，还能开阔眼界，在小城镇里呆着没前途。”
　　先做了一年的销售，随后便跳到一家路桥建筑公司里当会计。一眨眼的功夫，五年多的时间就过去了，对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完全熟悉，工资收入渐长，住所也从最早逼仄的小阁楼搬到了现代化的公寓，存款十余万，公司还给配了辆小车，工作与生活都趋于幸福圆满，但孙磊内心里的焦虑与纠结却日益增多。
　　“工作这么多年，没有谈过一次恋爱，至今没有女朋友，我今年都29岁了，家里催得很紧，我自己也有些茫然。”孙磊自嘲地笑了笑，“每天工作中接触的都是工地上的人，没机会认识女孩子，这几年回老家相过十几次亲，全都失败了。”他抽了口烟，眼神中透露出一丝难以抑制的疲倦。“一听我在上海就都不同意了，买不起房，扎不下根，对于上海来说我依然是外人，而对于老家，我也变得陌生起来。”
　　近两年，孙磊的家人朋友都劝他回老家找份工作，买房、成亲，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孙磊自己也找老板谈过好几次，但最终都没能离开。今年春节之前，孙磊下定了决心，早早递上了辞呈，中途又抽空回六安老家找好了工作，约定年初八上班，连单位欢迎的酒席都吃过了，这次的离开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然而过年前的两天里，上海公司的部门经理、总经理和老板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能留下来。
　　“现在招工很难，你是公司的老员工了，对业务很熟悉，我们彼此了解和信任，只要你留下来，条件随便提。”他们这样告诉孙磊。几番长谈之后，孙磊每月的工资由3500元翻到了7000元，临回家过年之前，老板又给封了个2万元的大红包。于是孙磊又纠结了。
　　“留在上海，我每月拿7000元，开车上下班，住水电气宽带齐全的公寓，回六安老家，每月拿2000元，挤公交车上下班，住已经倒闭多年的工厂的宿舍，连独立卫生间都没有。”他很快做好了选择，“我已经习惯了高品质的生活，辛苦工作的意义是什么？还不是想让自己过得舒服些？”
　　于是，孙磊又踏上了返回上海的路程，实际的生活品质，就是他眼中的幸福。

愤怒的“跳蚤”
　　刘良军又“失业”了。
　　“现在满意的工作可真难找啊！”1月31日，原来的同事们早已开始上班，而刘良军依然躺在家里的小床上，愤愤地抱怨着。过年前，他还在合肥一家民营医院里做行政工作，但年初七那天他突然决定辞职，给老总打了一通电话后，他便没有再回去。
　　“别的单位过年都发年终奖、发红包，要不就发一些东西，多少是个意思，我们单位连一根毛都没发，这样没有人情味儿的企业，呆着也没意思。”谈及辞职的理由，刘良军说。
　　大学毕业三年，这是他辞去的第七份工作，时间算是最长的，正好十个月。
　　刘良军的老家在长丰县农村，哥哥中学毕业后便出去跟老乡跑运输，早已结婚生子独立出户。刘良军小时候学习成绩不错，父母对他期望颇高，加上有哥哥早早挣钱，他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读书，最终如愿考上了阜阳的一所大学。2009年毕业后，因为不喜欢阜阳的生活环境，他很快辞去了当地的第一份工作，回到了合肥。家人也曾劝他趁着年轻，去北京、上海等地闯荡闯荡，但他就是不愿意。“那些‘北漂族’多可怜啊，住在郊区地下室里，每天上班都要坐一两个小时的地铁，因为四环内的房子根本租不起。”刘良军理直气壮地说，“在那样的消费水平下，每个月拿四五千还不一定有在这拿两千多过得舒服。”
　　然而合肥的工作也让他颇为纠结。他曾经在一家经营白酒业务的企业里干了一个月，因为公司白酒生产和包装的厂房都在郊区，地处偏僻，到市里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而且周边都是类似的公司厂区，这让住在公司宿舍里的刘良军倍感煎熬。
　　“一到晚上周围方圆几公里都是漆黑一片，每天下班后都没地方去，呆在宿舍里也不知道能干什么，无聊死了。”刘良军回忆说，“虽然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但我对生活质量也是有要求的。我是个年轻人，我需要娱乐、需要交友，我想上网看看电影玩玩游戏，但那里什么都没有，这样呆下去我会发疯的。”一个月后，他从该公司辞职，连试用期都没有结束。
　　在刘良军的跳槽经历中，最短工作的记录是一个星期。那是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工作压力颇大，待遇是底薪加提成。刘良军刚进公司，一个星期之内便加了三天的夜班。“一干就干到半夜十一二点，让不让人活了？每个月才拿1000块钱，这么拼命不是神经病么？”
　　频繁跳槽的经历让刘良军自己也颇为烦恼。“我知道像自己这样的人被称为‘职场跳蚤’，很多企业都不喜欢频繁跳槽的员工，但寻找一个适合自己、让自己满意的工作有错吗？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有错吗？如果干活干得心里不舒服，也不可能把事情做好啊……”
　　刘良军迷惑着、烦恼着，还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份工作该去哪里寻找。

几袋水果回家过年
　　今年春节，陈玲又给自己买了两件新衣服。一件耐克最新款的羽绒大衣，一条李维斯的牛仔裤，2000元的年终奖就这样花费一空。回父母家过年的时候，除了一堆行李外，她只带了几袋水果。
　　陈玲今年25岁，工作两年，眼下在合肥一家广告公司里做文案。虽然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家里经济条件一般，但由于现在整天接触到的都是广告界的潮流信息，这个上学时一直十分朴素的女孩如今也变得时尚起来。衣服、首饰、鞋子、皮包……全身上下穿戴的都是价值不菲的品牌，再加上租房和应酬，每月不到三千元的收入经常捉襟见肘。
　　陈玲的父母都是很传统的人，在各自的家里都是老大，从开始上班拿工资就习惯了每月按时给家里送钱，一直到弟弟妹妹们都长大成人，不需要父母再辛苦挣钱养家了，他们才把所有的精力和钱财都投入到自己的小家庭中，投入到陈玲身上。但是逢年过节时，他们依然会给老家里的老人送上红包，聊表孝心。
　　陈玲从来没有往家里拿过钱。“我现在每月就2000多元的收入，一个人在合肥生活，衣食住行都要花钱，根本不够。”陈玲抱怨说，“我现在最多算是个‘月光族’，没沦落成‘啃老族’就算不错了。”
　　公司里有食堂，早餐和晚餐都免费提供伙食，但陈玲从来没有在食堂里吃过东西。“每天早上都是一成不变的稀饭、馒头、包子，包子的馅儿还总是萝卜的，难吃的要命。中午的饭菜就更别提了，白菜、洋葱这些易存放的蔬菜是常年吃，炒菜炒的跟水煮出来的一样，面乎乎的，吃下去就想吐。”有一次，陈玲的父亲到公司来看她，经理说：“带你爸到食堂吃吧，公司请客。”陈玲笑了笑，还是带父亲下了馆子。“那么差的伙食，还好意思说公司请客，也不嫌丢人。”
　　陈玲的父亲原来所在的工厂早已倒闭，因为还没到退休年龄，如今还在一家私营工厂里打工，月收入1200元。每月的十五日，陈玲的手机上都会收到100元的话费充值短信，这一天是她父亲发工资的日子。陈玲跟父亲说过很多次，不用再给她充手机话费，但父亲总是笑笑说：“你打电话多，我和你妈也花不了什么钱。”于是陈玲就不再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