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在那之后，我以通讯员名义在中科大校刊上发表过《模型火箭上了天》，报道了那次成功的发射试验。实际上，我从火箭小组成立后不久便是它的成员，并兼任秘书组组长。
在大事记1959年1月3日栏下记载的是：“学校派代表参加中国科学院元旦献礼大会。学校向大会献礼的礼品有电子计算机、单级模型火箭……”
大事记1960年2月28日记载：“学校召开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报告会。参加大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兼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任钱学森……大会上，钱学森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及脉动式发动机试制工作报告的总结……”
1960年8月记载：“从6月至今,我校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及应用地球物理系的同学，在北京市八达岭进行了13次催化暖云降雨的试验，取得了初步成效。”
应该说，大事记成功地捕捉到了火箭小组在钱学森指导下开展活动的几个闪光点。
1958年秋冬，力学系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火箭研制小组，开始只有六个人，后来增加到几十人。到了1959年,在学校倡导“低年级学生就开始搞科研”这一方针的推动下，火箭小组曾扩大到与其他系合作，比如与地球物理系、自动化系合作，那时的火箭小组规模远远超过百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组”了。
火箭小组初创时期非常艰苦，同学们虽然有着很重的课业负担，但在科研方面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目标。没有厂房，就在新搭建的几间简易活动房内活动，加点熬夜已成家常便饭。
那时由于缺少经费买书，有时甚至由几位同学开夜车，自己用钢板刻蜡纸，抄录书中内容，油印后分发给组员阅读。有一本书叫《火箭技术导论》，记得是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发给大家的。那种艰苦创业、顽强拼搏的精神，颇有点像同期我们国家搞“两弹一星”的那股劲。也不奇怪，搞大火箭和小火箭都是由钱学森指挥和指导的，只是后者还增添了育人的色彩。
就这样，在我们入校后百天之内，就把长约一米、箭体直径约10厘米、以中碳钢为固体发动机壁面材料、内装空军歼击机驾驶员座下紧急情况跳伞时用的火药——双基药、使用自己设计和加工的钢制超音速喷管、铝制外壳的小火箭发射到约5000米的高度。
钱学森参与并指导了火箭小组的工作。当他知道我们取得的初步成绩，并了解了小火箭的设计、加工情况后,高兴极了。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简直是‘发了科学洋财’。”
钱学森多次与火箭小组座谈，指导小火箭的研发工作，有时在简易房，有时在系办公室。1960年2月28日的一次讨论中，一位专家建议，为了降低成本，可以考虑将使用的超音速喷管由钢制改为水泥制或陶瓷制。那时全国都提倡“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但钱学森对这个意见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该洋的地方还是要洋嘛。”他反对跟风，反对人云亦云，而是实事求是，以科学为依据。
火箭小组的工作到了1960年已相当深入。那时，我们已使用长余辉示波器测量和分析发动机壁所受应力情况，用自己研制的弹道摆测量发动机的推力，请解放军空军雷达部队协助，用雷达观测火箭发射情况与发射高度，用自动弹射出降落伞的方式，成功地回收小火箭。为了提高小火箭的射程，还研制出双级火箭。同学们在研制工作中有不少发明创造，小火箭的研制无论从成果上还是从育人上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
小火箭的研制较为成熟后，便开始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人工控制天气研究室及中央气象局合作，以它作为运载工具，把降雨催化剂带到云中炸开散播，用来人工降雨或增雨，或者消除冰雹。1960年夏天，我们曾驻扎在北京市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山地，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中，连续做过两个月的人工降雨试验，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与此同时，力学系火箭小组还派遣了一支小分队，前往甘肃省兰州地区用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进行人工消除冰雹的试验，同样收效良好。之后不久，中央气象局等单位曾成百支地向我们下订单。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和内蒙古大学等都曾派人来进修学习。一些新闻媒体纷纷来校采访，刊登了同学们发射火箭的照片。之后，日本的报纸对我们的小火箭作过报道，意大利和前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相关部门曾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寻求合作，有的索要了图纸。前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向我们索要样机，我们很郑重地向他们赠送了一支单级火箭和一组双级火箭的样机。
这段40多年前曾经引起过轰动的历史也许由于时间的推移，变得鲜为人知了，但它的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不小的范围内发生过作用。它对我们的成长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钱学森始终是这项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和指导者。
本文完成后，笔者又略翻了一下中科大大事记,见到这样两条记载：
“1959年11月23日：郭沫若校长捐赠两万元稿费作为全校福利金，帮助同学们添置衣被。”
“1961年12月25日: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赠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民币一万一千五百元,作为改善教学设备之用。学校已购买部分计算尺供同学使用。”
这些事我们都亲见或亲历过。
□本报记者王世群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