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中华大地上经历过多次“大疫”的侵袭。据不完全统计，从周朝开始，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有文字记载的瘟疫近300余次，中国古代史几乎就是抗“疫”史。在医疗条件远不如今的古代，古人为“防疫”都做过哪些努力呢？
　　中国古人对于传染病很早就有了经验的总结。主流方法总结起来四句话：烧贝壳、淘水井、熏艾蒿、巫术……当然，最重要的跟今天一样：隔离。

隔 离

　　《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中，隔离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说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闹瘟疫，许多人重度感染，为了避免再传染父母和儿女，躲进房间，房门紧闭，只在窗户上开一个洞，让亲属给他们传递饭菜和便桶。亲属传饭送菜之时，也不敢跟患者接触，用一根长竹竿挑起饭篮和水壶，站得远远的，隔窗递进去。
 　　不仅普通人如此，皇帝也是如此。众所周知，顺治帝便可能是因染上传染病而死，顺治帝和康熙帝都下过严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官府强行将那些正在得天花的人隔离在北京城外四十里远的地方，以免传染。
　　清代的陈耕道在《疫痧草》中列出了“五宜六不宜”：凡入疫家视病，宜饱不宜饥，宜暂不宜久，宜日午不宜早晚，宜远坐不宜近对。即诊脉看喉，亦不宜与病者正对，宜存气少言，夜勿宿病家。
　　需要说明的是隔离是指传染源隔离，而非仅仅隔离某一个人。或者说隔离人的目的也是为了隔离传染源。因此中国古人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论衡》说“鼠涉一筐，饭捐不食”告诫人们不能吃老鼠碰过的东西。《金匮要略》则指出，决不能吃被虫子、蚂蚁咬过的掉在地上的果实；《淮南子》认为被打死的病犬不可以投入水中，否则会污染水源。
　　隔离场所。为了隔离传染源，古人建立了相关的隔离并治疗场所，如在寺庙的“疠人坊”、苏轼筹建的“安乐坊”，南朝齐文惠太子萧长懋筹建的“六疾馆”，宋代设立“校正医书局”、养济院、福田坊、将理院，清代设立“查痘章京”等等。
　　当我们在赞颂古人智慧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在历史长河中，很多“隔离预防诊治”是个人行为，是应急行为，而非长期行为。 

巫 术

　　古代由于对自然科学的认知不足，使得人们往往会认为是“鬼神”在作祟，因此经常会举行祭祀行动“修德以禳灾”，祈求神灵庇佑。又或者认为瘟疫是因为“疫鬼”作乱，因此会采用一些“驱鬼”的方式，希望能够辟邪。需要着重说一句的是，传染病有一部分人是可以自愈的，所以在经历过一些“仪式”过后，患者身体痊愈了，便会认为是得到了神灵的保佑，或“疫鬼”已被祛除。
　　 在《周礼·夏官》中就记载有专门负责驱疫的四个人，他们都身披兽皮，头戴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现代的“傩（nuó）戏”。《说文解字》曾有解释，“傩，行有节也，此字之本义也，自假傩为驱疫字， 而傩之本义废矣。”意思是说，“傩”字本义指人的行为举止要有一定的节制和法度，后来带有了驱疫的含义。

中 医

　　其实古代的防治传染病史，几乎就是中医发展史。任何时代、任何地点、任何人对于治疗传染病都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对于中医如此，对西医也是如此，我们不可偏颇。
　　我们前面说过苏轼筹建“安乐坊”，与此同时，他确实在用中医方药“圣散子”在治病救人。
　　宋朝元祐五年正月，临安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当地医生都一筹莫展救治无法。苏轼寻得“圣散子”的药方，这个药方主治瘟疫，他让人按方大锅熬药，然后分设在杭州城街头，布施百姓喝药防疫，不问男女老少，各服一大碗，可避瘴气。东坡的这个药立马见效，患病轻的一大碗喝下去很快就能见效，病重的连服几碗，配上饭食也会得以康复。瘟疫被苏轼的“圣散子”降伏：所全活者，至不可数。
　　下面我们列举部分中医名家和名著证明，在对待传染病的路上，中医一直在努力着。从先秦的《黄帝内经》、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需要多说一句的是，屠呦呦的青蒿素，便是受到了《肘后备急方》的启迪）、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卷九·伤寒》（卢照邻曾拜师孙思邈，学医自救）、金代张从正的《儒门事亲》、元代朱丹溪的《丹溪心法·卷一·瘟疫五》、明代吴又可的《温疫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清代余师愚著有的《疫疹一得》等著作中，相继总结了“隔离”“养正”“艾灸”“药囊”“清洁”“服散”“烧烟”等方法。
　　面对瘟疫，传统中医药学在与瘟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基础，可以给传染病的预防诊治带来借鉴作用。

　　在瘟疫面前，不仅中国古人在坚持着，古代医家在努力着，现代医务工作者也在奋斗者。疾病无情，人有情。疫情期间，坚持奋战在第一线的所有医护人员都是“最可爱的人”，我们应该向英雄致敬。
　　来源：综合自蝌蚪五线谱、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