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文，要求从4月1日起中小学、幼儿园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学校负责人要与学生们共同进餐。
　　学生在校期间饮食安全，牵动每一个家长的心。怎么才能有一个治本之策？
　　早在安徽省芜湖市三所幼儿园食品安全问题曝光之时，有媒体就提出过：“可设立园长陪餐制——园长吃什么，学生吃什么。”但这事一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而由于四川省成都市某学校食堂的饮食安全问题再度引发公众强烈担忧，于是“陪餐制”正式出台，且扩大至中小学。
　　三部委联合发文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是：学校食堂饮食安全的关键不在其他人，就在学校的负责人，把责任落到了他们的身上，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笔者对有关部门有所作为加以点赞之际，想到了一件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似乎有类似之处的往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顿一次在审阅阵亡士兵统计表时发现空军的死亡率高得出奇，追问之后才知道很多士兵是跳伞训练摔死的。当时兵工厂为美国空军供应的伞包经常打不开。巴顿于是立下规矩，以后每一批次的降落伞都要经过厂家的试跳，才能供应给空军。这个问题自此得到解决。
　　说“似乎有类似之处”是因为“陪餐制”与“陪跳制”有相同点，然而更多的是不同点。首先，校长不是商人，商人有逐利的本能，而校长没有，也不应该有。古人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见过有哪个国家为避免未成年人在家中用餐食物中毒而出台父亲“陪餐制”的？
　　商场如战场，难免会有见利忘义之人，每年的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曝光的那些事可谓见怪不怪了；如果校园哪一天也如同商场，那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毕竟，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如果法律是弱势群体寻求公正、正义的最后防线，那么教育理当是“有教无类”的真、善、美的天堂。校长是教师中的精英，用对付不良商人的手段来防范校长，那么对教师的要求抑或期望值就降到了底线之外。
　　其实，现实生活中“陪餐制”并不鲜见。记得浙江省杭州市曾有这样一则校园新闻：“浙江大学附属中学正式上课的第一天……为了体验学生们的伙食情况和就餐氛围，校长申屠特意不去位于三楼的教工食堂，而是到学生们中间，和大家一起就餐。看到校长坐下来，学生们纷纷围拢过去，和校长边吃边聊起来。这样近距离与校长接触，学生们都觉得非常亲切。申屠说，以后每一天，我们干部、教师都会走到学生中间，和学生们一起就餐，了解学生情况，倾听学生心声，建设师生共同成长的良好环境。”
　　笔者作为教育工作者，对这条大张旗鼓的新闻颇为不解。其实，这条不是新闻的新闻是学校工作的“底线”而已。将“底线”当新闻，意味着眼下的教育之殇。所以，校长陪餐都成了新闻，实在让人尴尬。
      □来源：《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