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青年报》(国内统一刊号:CN34-0019 邮发代号:25-2 全年订阅价216元,各地邮局均可订阅)是共青团安徽省委机关报,也是全省唯一一张面向青少年、面向教育的专业报刊,服务教育、贴近学生、关注青年是我们的办报宗旨,经过长期的实践,我们走出了《学生周刊》、《教育周刊》和《新闻周刊》的系列办报之路,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广大青少年和教育工作者的朋友,使《安徽青年报》成为我省教育舆论宣传的主阵地,成为广大师生展示才华的新闻舞台。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19 邮发代号:25—2
编辑部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419号
邓超:曾经是个浪荡少年 |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发布日期:2017-02-27 14:21:54 |
我爸爸去世得早,他对我蛮严厉的,但从没打过我。读初中的时候,隔壁班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同学被欺负了,是别人先欺负的他,我们就去找那个欺负他的人,然后我们受到了处分。从那时我就开始辍学,我跟爸爸说不想再念书了,我很委屈,我觉得处罚不公正。那个时候家长怎么会听孩子说的这种话,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爸说了一句“好,我们转学”。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被支持,我记得他当时跟老师说,我觉得你们不尊重我的孩子,也不尊重基本的判法,所以这个书不读也可。
小学的时候,我是大家眼中的好学生,成绩非常好,绝对是“学霸”。发生了这件事后,我转了学,就开始了叛逆生涯。我觉得自己是转学生,大家对我有敌意,我那时候开始喜欢舞蹈、染头发、打耳钉、穿奇装异服,就被指指点点。但是越指指点点,我就越要不一样,像是一种抗争一样。我那时天天出去打架,但是不欺负人。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电影《古惑仔》还没出来,但生活就是那样,几个人在租房子住,然后打架、喝酒、挣钱。
我妈最反对我不循规蹈矩的,她觉得我在该读书的时候不读书。我爸就找我促膝长谈。1993年的时候,我在舞厅跳舞,或者去江西的各个地方巡演。我们那时候搞了一个类似公司的团队,帮人家经营迪斯科,把店搞活了我们就走。那时候一个月挣几千元钱,用光再挣,一群朋友拜把子,就像《乘风破浪》里的正太帮一样。
我离家出走是因为这些事情,观点不同嘛,我觉得为什么要读下去。爸妈说,那你能跳多少年?我说不管跳多少年,我现在很好啊,那时候毕竟还是15岁的小孩子,不懂事嘛。
离家出走去了广东,突然有一天我看到电梯底下有一个很熟悉的背影,是我爸妈,他们说回去好好聊一聊吧,我就默默地跟他们回去了。那是一段非常温暖的时光,小孩子总想生活有些波澜,会觉得这样战胜了爸妈是一种温暖。其实后来想想,真没什么道理,这是很蠢的一个事儿。但是很感谢他们,让我回江西去考艺校,虽然我当时不懂,也不喜欢搞艺术,只是想在舞厅跳舞。
他们让我去学美术,好吧,我就学了三个月。去考试那天,车抛锚了,我就一路拖着个画架子,看到大家对我指指点点。那是1995年,在江西南昌,我弄了个红的、绿的长发,戴耳钉,破裤子,网状的毛衣,刘海长得看不见眼睛。
后来有人说,你这个身高还不错,那时候死马当活马医,去考了声台形表,念了一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都背不下来。然后唱“四大天王”,开始乱扭,人家都是唱美声、跳民族,我其实就是想把这个考试弄砸了。后来有个老师说这孩子谁啊?我说我没惹事啊。这个老师说,这孩子如果文考能过,我们要定,我就这样去的艺校。
在进入艺校之前,我就是南昌的名人了。
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去歌舞厅,觉得跳舞的肢体很好看,就说哥哥、姐姐我想跟你们学跳舞,他们看我小屁孩一个就同意了。后来,我就站上了那个舞台,取代了他们。那时候在南昌很多人都认识我,还在桌上刻我的名字。
因为很出名,所以进艺校的时候就会有女生给我点歌,“欢迎邓超来江西艺校就读,希望他好好的棒棒的哦”。我在学校比较独特,最开始,我跟班里同学一个多月没说过话,我就拿个包,回寝室睡觉,睡完觉拿包走。我觉得自己可能成熟一点,我在社会上确实呆过,就感觉他们都比较幼小。
不过,也是在艺校,我遇到了我人生中最好最好的老师,像天使一样的邓老师,和我同姓,后来我叫他干爸。当年所有老师对我都是绕道而行,就说那孩子是社会上的人,说到这句话我妈就受不了,她说你可以说我孩子不好,但我儿子不是社会上的人。但是邓老师对每个同学都一样,他真的是很单纯,他很爱孩子们。
只有邓老师会鼓励我,他说,超,你真的条件不错,你不要那么皮了,你学学表演。我说表演太无聊了,表演是什么?我那时候收到的艺术信息很匮乏,在学校就是睡觉、逃课、打抱不平,没有想过未来要做什么。
后来我看到大家都在学校开介绍信,才知道去北京考试还要开这个。他们给我也开了一张,我说开了也是白开。家里劝我去北京考试,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我当时答应去北京,其实主要是去玩儿的,想看看长城、紫禁城、十三陵。
我爸、我哥、我姐陪我去北京,就住在鼓楼的地下室里,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每次考完之后去看榜我都不去,我跟我爸说你疯了吗,怎么可能有我?当时内心里真完全没有期待,那时候我是非常自卑的,因为在艺校的时候我就觉得谁都比我强,而且似乎所有人对我都是放弃状。
但是我爸就蒙我,他说“你看有喜鹊,肯定有好事”。后来,我才知道北京那个季节到处都是喜鹊。他是学哲学的,还这么唯心主义,但我就这样每次都被他骗去看榜,一试,二试,三试,两所学校都有我。
中央戏剧学院三试之后有一个谈话,高景文老师问我高考文化课能拿多少分,我说不知道。老师惊了,他说,邓超,你是全部考生里唯一一个说不知道大概考多少分的,你就说能考一个高分也行啊。我说真不知道啊,因为我成绩很差嘛。
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就像做梦一样,大一的时候我受到了很多打击,当时排的小品自以为很棒,但是老师们都评价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耍大刀吗?我很受伤,但是我觉得老师说的是对的,自己做的练习很多,好像有很多作品,汇报的时候这个也找你、那个也找你,但是其实根本没有打开那扇表演的门。哪怕老师的那把钥匙已经插进锁孔了,但是门就是没打开,因为那个门是双向的,就是教书和学习的两个过程嘛。
大概是在大二的时候,我才开始喜欢上表演。因为我受到了一次表扬,这对我太重要了。那是排练《霸王别姬》,把电影浓缩成一个节目,我演程蝶衣。我记得是高景文老师着重表扬了我,从形式、表演、认真程度上都夸了我,那时候太开心了。
我现在真的爱表演,爱死表演了。
我很敬畏故事里的每个生命个体, 别人经常问我选戏的标准是什么?我说,选择的标准就是逼死自己,可能我比较变态,也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把事情做好,演每部戏,我就要进入那个容器。
拍《乘风破浪》,我遇到了拍戏至今记忆最深的杀青镜头。真的是永生难忘,一度想跳车,不想拍那个镜头了。当时韩寒坐在副驾驶座上,他的腿跨过来,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下面,把车发动的同时又要躲镜头,做出空车的效果。我被绑着手,从后座钻到前面,替换他的脚。因为是老式车,我还要踩离合器、踩刹车,要换挡,还要解手上的绳子,最重要的是我们真的是在路上开。但是拍完了,就一个词:完美。我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比如《美人鱼》,刘轩的世界里是真的看到美人鱼,那也是很变态的。我又没有见过美人鱼,哪有美人鱼啊。所以那个表演不是一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因为没有那样的境遇,没有参照。那我就去查外星人,去网上、discovery里看那些人描述他们见到外星人。演完那部戏,我总觉得我会见到真正的美人鱼。 □杨晋亚/整理
|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