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以为故乡是美好的，故乡永远是可爱的，故乡总是像一个慈母一样在呵护你，但我的故乡不是这样的。
　　那时农村非常贫困，经常有人吃不饱饭、穿不到衣服，父母当然对我们很好，但是他们能力非常有限，你就觉得他们经常都在一种特别自责、内疚、哀声叹气的氛围当中。其实，你自己会特别不喜欢那种气氛，也许可能不念书就算了，不念书就天天跟着大人上山放羊、采药、种庄稼。但是问题是念了书了，建立了一种对于外部世界的向往，而且真正把我的向往激发起来的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在我大概十来岁的时候，村子里突然来了一些外部世界的人，叫地质队。这些人完全跟我们不一样，去过很多地方，听过很多陌生的名字。我就听见过玉门、新疆、大庆……这些人去过这么多地方，好奇怪。后来有一天我终于问了：“这些地方是什么地方？”一个叔叔就拿出地图摆在桌上说：“我给你指。”我问他，我们村在哪儿呢？“哎哟。”他说，“对不起，这个村太小了，这个图上没有。我给你看另外一个图”。另外一个图就是飞机航拍的照片，是我们那一带的山区，沟壑纵横，那个宽阔的山谷也没有，就像一个老年人皱巴巴、刀劈斧削的脸。那我说，我们村在哪？他说这也许有，可能就在这个褶子里头，一个山沟的阴影里头。
　　对一个小孩来讲，原来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村子，在一个山褶子里头，甚至连一个房子都看不见，我才知道世界之大。所以从小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向往就是哪一天我可以离开这个该死的村子，结果宿命一样居然逃不开。后来开始在长江上游到处修水电站，就说要在农村里头招工人，我第一个报名说我去。但是后来村子里面没有人报名，别人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他们不愿意离开家乡，还说我很奇怪，老是想离开家乡。后来没有办法，他们招不到人，说那就好了，就算你吧，所以我就成了水电建筑工地的推土机手。当了两年推土机手以后，突然有一天看报纸说，邓小平先生要在中国恢复高考。那天我泡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点的衣服，也没睡觉，借了一部自行车，摸黑骑了二十多千米的路，骑到县城等天亮，在教育局门口等高考报名。后来是当地的一个师范学校把我录取了。
　　两年读完分配工作，我被分配的地方比老家还糟糕，老家到底还通一条公路。我说倒霉，读书读到这儿来了。既然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关系一定要改变，如果一个人一辈子跟故乡之间就是这样一种想逃离而未曾逃离的关系，那我的一生岂不成了悲剧吗？那么改变这种悲剧有什么办法呢？就是重新认知我的故乡。如果只是局限在出生的院子、小巷、村庄，也许这个故乡对我们是熟悉的，但是更为抽象一点，关于它的文化、历史，关于它背后更大的一个人群，超越我们熟人关系之外的构成叫做社会的人群，它到底是什么？那么当你考虑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一切熟悉的东西都变得陌生起来。这个时候我突然就开始走我故乡的大地。我们那个地方太大了，我出身的阿坝藏族自治州有多大呢？七万平方千米，一个县就是上万平方千米，徒步走一趟不容易。
　　二
　　今天有一个词叫做集体记忆，它正在慢慢湮灭跟散失，过去它是口口相传的，但是我开始行走的这个时代，这些传说的湮灭刚刚开始，我的行走恰逢其时，就是这样不断地行走、不断地行走。这个时候，我突然就开始写作了，因为我觉得心里头好像涌动了一种有点“高大上”的东西。有一次，我走了好多天回去，我从身上掏出来一堆烟盒子，一个朋友刚好来，说：“你拿了一堆烟盒子干什么？”我说：“我抽的呀。”他说：“问题是你抽了不就扔了吗？”我说这次不一样，我在上面写了东西。我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就是我登到一个山顶，写在香烟盒子上——“我现在坐在群山之巅，把头埋在双膝之间，感到风像时光的水流，漫过我的脊梁。河流轰鸣，道路回转。现在我要独自一人，任群山的波涛把我充满，任大地重新向我涌来”。我是坐在最高峰上，坐在三千多米的雪山顶上，这些句子不是为了写诗，“哼哼唧唧”牙疼一样写出来的，就是坐在那样的山顶上写出来的。我又写：今天我又穿过了一个村庄，这是我穿过的第12个村庄，接下来我还要穿过100多个村庄，而所有这些栽培着玉米、小麦、苹果、梨的村庄，放牧着牛羊的村庄，都跟我出生的村子一模一样，有一座水磨坊，有一所小学堂，晴天的早上，小学堂的钟声叮当作响，所有这一切都跟我出生的那个村子一模一样，所以你们这些所有的村子，你们都是我的故乡，我不再把那个小小的村子，作为我的故乡，今天我把青藏高原最壮丽、最漂亮的这一部分都看成是我的故乡。
　　直到现在，每年我都有1/3以上的时间在这样的地域当中行走，跟这儿的雪山在一起，跟这儿的山峰在一起、跟河流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跟这儿的老百姓在一起。那么跟这儿正在发生的历史，跟生活在一起。故乡是让我们抵达这个世界深处的一个途径，一个起点。
　　接下来，我就开始书写故乡，开始写诗、写电影，一直到30岁。然后就停下来，再也没有写过一个字。
　　三
　　然后到了1994年5月，那个时候，我在家乡的一个叫马尔康的地方，在高原上春天刚刚开始，窗户外面刚好是一片白桦树林，突然开始发芽了。我觉得好像发芽对我是一个暗示——你这么多年什么没干，是不是今天该干点什么了？我突然在窗户底下，就打开电脑，想了一下，写了一行字。我写的是“冬天下雪，画眉出来”，这就是《尘埃落定》当中的第一行字。我的小说展开进入高潮，然后逐渐走低，最后随着主人公的死去戛然而止，我觉得好像通过这本书，也跟故乡达成了某种和解，我原谅了它曾经有过的种种粗暴，我觉得它在得到改观。但我想故乡总是比个人更伟大，故乡总是沉默无言。她可能觉得这个人曾经这么想，叛逆、逃离故乡的一个人，今天他用他的一本书对我表达了歉意，我相信她也充分接纳了我。现在我的故乡可能又在发生一些使我自己感到陌生、诧异、不理解的事情，而且我也正在用我的作品进行书写。第一个方面是今天大家知道，是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我们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之间，怎么样互相尊重、互相相处，我觉得我有责任要对这样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今天，我的故乡还在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叫做“对于边疆地带的浪漫化的理解”。浪漫化就是说，把另外一个地方的东西说得特别优美跟美好，一厢情愿地按照我们所期待的一种关于青藏高原的想象去塑造它、去要求它，但它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么我又在什么样的层面上来重新把握故乡呢？那么也许我们说的乡愁的“愁”又出现了。既然上帝已经把我们变成一个可以思考的人，尤其是把我变成了一个愿意不断用自己的实践、行走、写作来印证自己跟故乡之间关系的人，那么我相信这种新的乡愁袭来也是一个命定的事情，那么我就接受它、拥抱它，而且带着这样一种乡愁，重新再来书写我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