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冬日的一天晚上，母亲烧了几道菜，说是天冷，让父亲喝两杯酒。因为明天学校有监考，母亲看完《新闻联播》就睡了。深夜，母亲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医院，我万万没想到她没有醒来，不辞而别。
　　母亲下葬时只有57岁，我把连夜写好的《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放在骨灰盒上，一起埋在地下。不久，这篇稿子经过彭铭华老师的修改，登在《恋爱婚姻家庭》杂志的卷首，我的伤感和不舍尽在文中了。我保存母亲唯一的遗物是一张盖着合肥市革命委员会钢印的奖状，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图案上的隶书字迹是：“朱国花同志在1974年度荣获先进教师称号，特发奖状，以资鼓励。”
　　泛黄的纸页上，我仿佛看到了母亲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身影。母亲自幼拼命读书，走出了贫困的乡村。工作几年后，碰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她所在的合肥市第九中学集体下放到阜南县的一个村庄办学，我跟母亲在低矮的住所相依为命。我头痛的是天天吃面食或山芋，最高兴的是母亲领着几个家境差的学生来家里吃饭，他们吃光了山芋，母亲才会掏出从合肥带来的大米，熬稀饭给我吃，自己却在油灯下啃着面饼，批改着作业本。那阵子，下放到村里的一位上海女知青寻短见，母亲把她背回了家，把所剩无几的大米煮成米饭给她吃，幼小的我吃不惯面食见状气得跑出了家门。
　　记得1971年后，母亲调到合肥市第17中学就一直担任班主任。常常是我们吃晚饭等不见人，学生打架了或是把青年女教师气哭了等烦心事缠绕着母亲。有一个女生被父亲打断了腿停课了，母亲吃不香、睡不好，连续几个晚上去家访。班级工作有起色了，或是某某学生走正道了，母亲会在我们面前津津乐道。
　　我在厂办小学读书，因为开设英语课，工厂向母亲的学校借教师。母亲受命后上完学校的课便马不停蹄从农田抄近道赶到厂办学校，从没听到她因劳累或是疾病而抱怨过。后来，我去母亲工作的学校上中学，没想到我初中快毕业时还没有入上团，于是，想让母亲去找班主任提一下，话刚出口就挨了母亲的训斥：“我不会拿老面孔去求人，你要靠自己努力入团才有光彩。”
　　母亲喜欢集邮，她翻开厂校赠给的写有“永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笔记本，把剪下的邮票贴了满满一本，这些邮票伴随着母亲度过了教学生涯。她退休后不仅无偿帮学校代课，还毛遂自荐当上了退休老师的“总管”，遇到活动，她翻着小本子能拨上很久的电话。母亲的热心肠使得她的同事和学生纷纷给我当红娘，我的挑三拣四平添了母亲的白发。母亲说：“你和女孩子处久了就会觉得美了。”我压根没听进去，也没能体会她的心情。
　　母亲喜欢织毛衣，经常给同事的儿孙编衣织帽，就在犯病的那天中午还在为一位新生儿赶织鞋帽。当我从一位教师口中得知母亲走之前还打电话托其帮我找对象时，内心的痛楚难以言表，拥有爱时没有珍惜，失去之后备感宝贵。
　　母亲是位普通的中学教师，她不知疲倦地劳作着，把毕生的心血浇灌在祖国的花朵上。我望着母亲的遗像，重新出发，奋起直追，陪伴着女儿的成长。去年，女儿的作文《煮蟹》登在《安徽青年报》青春文字版的头条并如愿地考上了中国计量大学。
　　清明节前，我翻看了女儿的满月照，那清脆的童声似乎又在耳边响起：“我叫梦珠，思念奶奶的意思。”照片上的八角帽是母亲特意留给孙女的，留存了令我温馨而又潸然的回忆，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对母亲的思念，借用莫言的一句话：“我爱生我的人和我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