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各样的风景在哪儿？在你生活的位置上。
　　这个位置被赋予形式和结构，就像一间巨大的房间，里面塞满了人，不同类型的人找到一些交集，群聚在一起，生活就被这些交集填充，在某一个瞬间每个人心里灰蒙蒙的角落被照亮了一下，但这五彩的亮光旋即熄灭，各自又继续走上那条既定的轨道。
　　这是初夏的一个周日下午，南京法语联盟举办了一场公益讲座，一次小型的文学见面会：南京籍作家叶兆言和法国传记作家皮埃尔·阿苏里之间的文学对话。“文学”从未走入中国人真正的生活，但是也从未离去过，中国人的现实性更关注于非虚构的纪实故事，所谓文史不分家。在这场下午的中法作家对话里，一个中国作家的内在无奈和冲突与法国传记类作家（非虚构写作）之间的交流被创作类型上的不同质所隔阂，当然还有语言交流的障碍，来自于神的手笔的巴别塔效应。作家们的整场对话似乎就是这场见面会的注脚，它的公益开放性给周末爱好者们一次聚集交流的机会，这是有意义的部分。中法两位作家之间的互动诱发生成了一些元素，这些不可见只能意会的元素弥漫在这场小型见面会的现场。随后两位年轻的中国女翻译协同两位作家，以及法语联盟的校长一起走入前台，见面会在其中一位女翻译的介绍中开始了，气氛轻松，自由又有些停滞。
　　两位年轻的女翻译，她们的声音动听宜人，中文和法文的交替混杂形成一块背景，这块背景上有在场听众的会意浅笑，作家之间的停顿、障碍，攒眉和共识接着想法，念头在随之冒出来，生活的空白之处正在被填充。
　　我是周末的听众之一，我捕捉自己被点燃后的对话信息——这些能算作忠实的记录，但也仅仅是其中一小块：
　　（J——法语联盟校长杰拉德，A——阿苏里，叶——叶兆言）
　　J： 您说您是一个写得太多的作家？这怎样理解？
　　A：我写得太多了，这意味着我要继续并一直写。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驱动我成为传记作家，那就是我想探究这些功成名就的人物究竟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J：您觉得一个人一定要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才值得被著书立传记吗？
　　A：哈哈，我举两个例子，布列松（当代伟大的摄影家）和伽利马（法国著名出版社伽利马的创始人），我写了他们的传记，他们与一般人的显著区别是：他们都很执著地坚持自己的选择。而这种“区别”就是这一类人被立传的主要原因。
　　J：叶先生，您也写过传记，后来主要写小说，您的传记小说《赛珍珠》可以谈一下吗？
　　叶：这里我想说一下，《赛珍珠》根本就不是一部传记，它就是小说。
　　（“好吧，我决定不在你的面前提这部小说了。”杰拉德笑说）
　　我出生在一个文学世家，我的父亲当年甚至规划我的作家之路，就是让我写纪实类的传记，这是和中国的人文及政治环境有关联的，中国的文学向来文史不分家，这意味着非虚构的小说更易于被接受（这不仅仅指代读者的接受）。我一直很喜欢法国文化，我家的藏书里就有很多外国文学，而其中法国文学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我一直觉得我距离法国并不遥远，但是今天在这样一个现场，由于语言不通，我不懂法语，我看见台下懂法语的同学们一直在微笑、点头，我只能通过翻译来会意，突然觉得法国距离我是如此的遥远。哈哈。
　　A：您写了许多以南京为题材的作品，这算不算为南京立传呢？
　　叶：这显然不是的，我的这些都是虚构小说创作，我后来决定写小说是出于我的本能。小说和传记类文学是不同的，所以不能这样描述。
　　A：有时候，我觉得不知道为何而写，写作上有一个悖论：当我们知道了怎么写，就很难再写了。我的手机里存放了两部小说，一部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另外一部是夏多布里昂的《墓中回忆录》。阅读就是写作。
　　叶：写作就是一种等待。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对于一个中国的写作者来说，个体是自由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作这件事也许就是犯罪。
　　A：纵观人类文学史，有很多杰出伟大的作品都是在极权体制下诞生的。我在进行传记书写时，我会遇到一种感觉“发现衣柜中的尸体”，那些伟大的人物有不为人知的缺陷，我对这些事实无能为力，即使我会失望伤感，但我必须呈现它，完美不是人性。
　　听众1：阿苏里先生，您说一个写作人同时就是一个阅读者，您在旅行中会带一本什么书呢？您的床头书呢？
　　A：选择非带不走的书，还有手机里的那两部（笑），床头书会是辞典及法国七星社的书，我很担心自己在旅途的漫长等待中无书可读。
　　叶：我感觉阿苏里先生就像一个革命者。我现在有些“老眼昏花”，所以我开始读中国汉字的书法字帖。
　　听众2：叶老师，您对现在这个时代的写作有何看法？
　　叶：你所处的时代就是你幸运与不幸运的所在。
　　作为听众之一，我的现场记录就如上，在我回忆的时候，我想起提前离去的那些人，因为我就是其中之一。
　　人生，也许不一定非要“善终”，每个人各有自己的过程，即使曾经在同一个“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