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虽然家家都很穷，但年还是要过的。所以一进入腊月，村子里就有了办年的迹象。所谓办年，就是家家户户都在储备着过年的食物。白面储存起来，到集镇买来一二千克猪肉，小心地挂在北墙背阴处晾着。条件稍微好些的家庭，还磨了豆腐和元宵粉。我家日子过得艰难，但懂事的姐姐仍然要帮着母亲把床单、被子撤下来洗了。我也帮着父亲，用帚把把屋角旮旯里的蜘蛛网、灰尘扫了；房前屋后，院子里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像个过年的样子。
　　年三十的晚上，家家户户都会点燃一挂鞭炮，把红红的春联贴在门上。那时代，习惯写春联。我家的春联都是父亲写的。父亲上过两年私塾，他从供销社买来红纸，把堂屋里的大桌子收拾干净，磨墨，把写字用的毛笔发好，裁纸，叠纸，然后拿起笔有模有样地认真地写着。不一会儿工夫，春联就写好了。春联的内容不外乎“五谷丰登”、“花好月圆”之类。我们按照父亲的吩咐，把写好后的春联依次摆放在大桌子上等墨晾干，在父亲的指挥下，把春联工工整整地贴在屋门、院门上。
　　在我们淮北乡下，有走家串门拜年的习俗。这也是我们小孩子们所心心盼望的。大年初一的早上，随着大人到同村同族的亲戚家拜年，小辈要给长辈磕头，说些祝福健康长寿的话；于是，便可以得到花生、红枣、甚至几颗糖果等零食的犒劳。
　　那年月，家家都穷得一日三餐少见油荤，就更别奢望让我们放开肚子吃了。过年，过年，就这个“年”字，难为了多少疼爱儿女的家长。腊月间，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窖里的红薯也吃得差不多了，年关难过啊。
　　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快过年了，家中的粮缸已经见底，能够充饥的食物几乎没有。腊八的晚上，父亲坐在床边愁眉不展，一个劲地抽着烟袋，母亲站在屋子里直搓手，愁得几乎掉下眼泪。这腊八怎么过呀？一筹莫展中，好心的二奶奶送过来一碗玉米。母亲赶紧把玉米倒进碾窝子里捣碎，饥肠辘辘的我们一家子终于喝上了腊八粥。稀稀的腊八粥，散发着诱人的香。以至于许多年以后，我都忘不了那晚腊八粥的味道。
　　当然，风调雨顺，赶上庄稼收成好的年份时，在年三十的晚上，全家人会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桌子上有菜也有点鱼、有点肉，一家老小其乐融融。正月初一的早晨吃的是平时难得一见的饺子。那时家里包的饺子不像现在品种多样、馅子丰富。有点粉丝，掺点蔬菜就算是奢侈了。过了正月初五，吃的喝的就是平日里常吃的红薯干和杂粮的窝窝头了。
　　新衣服是买不起的。腊月没到，生性要强的母亲就会在夜晚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为我们姊妹四人赶缝一件新的衣裳。她不愿我们失望，也不想让邻居家的孩子们笑话我们没有新衣服而丢面子。做衣服的布是母亲赶集时买来的粗白布。买回后，再用染料染成红色和蓝色。红色的做姐姐和妹妹的衣服，蓝色的做我的衣服。这种布料洗一次就褪一次色，有时甚至还把棉袄里面的棉花染成一块红一块蓝的，但我们依然很高兴，毕竟我们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过年穿上了新衣裳。
　　过年，我们还能够看上大戏，所谓大戏是当时的人民公社安排的。光溜溜的大麦场上，人们用黄土和水混合着堆个大大的土台子，夯实了，就是戏台；公社的业余梆子剧团会在春节期间轮流到各村演出一场。我们这些贪戏的孩子会接连几个晚上到一个个邻村去看戏。别提多兴奋了。过年，平时对我们管得很严的父母，在春节的几天也放松了些对我们的管束，由着我们的性子痛痛快快地玩几天。那是我们在一年里的难得的幸福和快乐时光。
　　年在不知不觉中就过完了。那时的我们总觉得年远远没有过够，于是又开始盼望着新的年的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