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化、流程化开展”。团合肥市委权益部部长方鼎介绍，过去开展的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心理辅导、判后矫正等观护工作，往往因为法律的不完善或者执行的不到位令效果“大打折扣”。团市委在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指导下，负责重新设计了统一的“社会观护团”工作制度，在成立社会观护团后，所有资源“抱团”形成“合力”，能够更好地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变阶段实行为过程衔接
　　以前公安、检察部门可能有各自安排志愿者做合适成年人的情况，究竟是怎么做的？做得是否规范？很难统一标准来做评价，有的时候未经过专业培训过的合适成年人甚至可能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社会观护团成立后，对成员进行专题培训，使得社会观护员在制度规定、现实意义、目前做法、法律责任等各方面有了清晰认识，能够更好地在侦查、提审、起诉、审判各阶段介入过程中，做好合适成年人的目标角色。方鼎说：“如果新试行的社会观护团工作制度能够执行到位，那就能把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侦查、提审、起诉、审判等环节较好地衔接起来。形成一条比较完整的工作链。”
　　合肥市第61中学教师段立遥是首批社会观护员之一。自2007年开始，他先后进行过几十起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非涉案情况调查和合适成年人观护工作。“原来的身份主要局限在某一个阶段，效果不明显，作为社会观护员就不一样了，可以在‘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矫正’整个进程中有所作为。工作方式也由以前的被动变得更加主动”。
　　段立遥参与观护的案件中，皖北17岁的小杨（化名）至今令他印象深刻。由于父母离异后母亲不知下落、父亲去世，小杨一直跟着奶奶生活，上完七年级便辍学，跟同学到合肥市。一无学历，二无技能，靠同学接济，后来误入私人黑赌场，给别人“看场子”。“当我走进看守所，见到的是一个皮肤白皙、文文静静的孩子，脸上是无法掩饰的孤单和茫然。”段立遥说，“这样的孩子正是需要我们社会观护员积极帮助的对象，不仅需要在他所犯案件中及时给予法律保护，还需要多送一程，给予有效的心理辅导，给予更好的判后矫正及帮扶措施”。这是以前社会调查员和合适成年人无法做到的，现在把整个保护机制整合到一起，就会使得保护的链条更加完整、有效。
变通制度设计为未成年人护航
　　过去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团市委、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指派调查员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曾经做得很好，推动了国家有关法律制度的修订，新刑诉法就将社会调查的内容写入了相关法律条文。但由于法条并不是硬性规定，而且现在基层集中管辖未成年人案件的法院由于案件数量大、考核要求高等原因，基本上采用简易审判程序，并没有充足时间委托开展社会调查工作，近几年来案件调查数量呈断崖式下降。
　　现在设计的社会观护团工作制度，在检察阶段甚至侦查阶段就开始启动社会调查，法院无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办案并不影响调查工作的开展和调查报告的形成。因为法院接到起诉意见书的时候，社会调查工作应该就在检察阶段做好了，这样，社会调查报告不但可供检察机关作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处理的参考性依据，还可以随同检察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一起提交法院，法院对于其他主体启动的社会调查和报告予以认可。这就是根据目前现实情况，制度上做的变通设计。方鼎说：“我们的最大成果是给未来社会观护工作的良性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让公检法司部门在社会管理综合治理部门的统一协调下，第一次由团组织设计，把涉及的具体规则和流程给串了起来，形成了一个有较强操作性的可靠制度。”
　　“合适成年人工作这块，未来我们想努力打造一个24小时值班系统，让公安机关能随叫随到，帮助公安机关依法规范办案程序，严格履行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责任。在合适成年人到场配合监督办案过程的同时，把法治教育扫盲和心理辅导矫治一同融合进去，这样才能在依法维权的同时发挥教育改造的作用，达成真正意义上的观护效果”。方鼎透露，目前制度文件是市一级出的，公检法司部门转到基层还需时日。“事实上，基层一线才是关键，接下来我会到各个基层单位去加强联系、协调，尤其是包河区的公检法司部门，因为该区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是市人民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的市区未成年人案件的集中管辖单位，所以那里是重中之重”。